“猛将返乡”:前史人类学视角下的江南史

liukang20243天前998吃瓜775
在姑苏太湖洞庭区域,每年的正月或七月,各村或独自,或联合,都要举办“抬猛将”的活动。“刘猛将”是一位由口耳传说构成的神祇,习以为常的传统背面,则是在陆地与水上迁徙、流通的离散人群的共同认同与回忆。但是恰恰是这群被忘记与边际的人群,以自己的办法在前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与遗产。
《猛将返乡》作者:赵世瑜 版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5月。
酷爱郊野查询并注重边际集体的前史学家赵世瑜的著作《猛将返乡》,就以“抬猛将”为起点,企图从水上人的迁徙与久居,离散与重构动身,勾勒出一部“新江南史”的概括。从被忘记与埋没的前史深处,找到近代江南社会构成与整合的新的视角与解说。在赵世瑜看来,水上人的行为与选择其实与近代江南前期现代化的动力,休戚相关。他们迁徙与流散的动力,其实早已嵌入到近代以来我国不断分层的市场体系中。从安静的水乡到富贵的世界大都市,水上人都在以自己的办法,构筑着归于自己的前史回忆。他们看似不被“正史”所记载,其实本身早已嵌入到江南社会的变迁进程之中。
撰文丨陈枫
自中唐以来,江南就一向是“富庶之地”的代名词。对江南区域政治、经济、文明的史学研讨也一向是近代以来前史研讨的抢手内容。究其原因除与江南的地域共同性更能进步研讨者旨趣外,当地保存下来的丰厚前史文献和重文传统也为江南史研讨供给了或许和便当。江南尽管被称为“水乡”,但传统的江南史研讨却多以“陆地”为中心进行查询。这或许与王朝国家出于财务的需求,对陆地农业更为注重,然后保留了许多有关江南水利和农业开发的文献史料,然后导致前史研讨上的偏重有关。这一偏重使江南史研讨陷入了某种困局,即不只使中古时期的江南史被简化成了“苏湖熟全国足”的“农业开展史”,以往被津津有味的明清江南史也很简单被简化成江南“资本主义萌发”和“现代化”的“市镇开展史”,然后导致以往的明清时期江南社会研讨呈现同质化的现象。
针对以往江南史研讨中的困局和缺乏,北京大学前史系赵世瑜教授的新著《猛将返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一书(后文简称《猛将返乡》),用前史人类学的研讨办法,以依然保留了许多江南水乡日子传统的姑苏洞庭东山为研讨地域,以“刘猛将返乡”的民间习俗为切入点,从水上人上岸,水上社会转变为岸上社会这一视角动身,对原有江南区域“圩田开发、桑蚕饲养、商业昌盛、市镇勃兴”以及“富豪社会和士绅文明”这些结构进程的各个要素进行从头解说,并在此根底上为江南史研讨供给了新的办法论测验。
“洞庭东山”与“刘猛将”传说
除了解碧螺春的茶客外,传统印象中很少有人会把洞庭和身处江南的姑苏联系到一起。其实依据已有研讨,姑苏的洞庭东西二山还真的与湖湘一带的洞庭湖有关。《史记》中曾载:“三苗之国,左洞庭,又彭蠡”,南朝史学家裴骃对此作注:“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无知其极者,名洞庭”。北宋时期欧阳忞编著的《舆地广记》中也有:“君山即湘山也,以湘君之所游处,因曰君山。有石穴,与太湖之苞山潜通,故太湖亦有洞庭山。”也便是说,古人以为,洞庭湖中的君山(又称湘山)与太湖中的包山(苞山)地下有石穴衔接,因而包山又被称为洞庭山。关于为何洞庭湖君山会跟相隔千里的太湖包山地下有石穴衔接,湖南益阳区域还撒播着一个温馨的神话故事。
潦里港东村猛将堂。本图由赵世瑜拍照,社科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故事的开端与舜帝的妃子娥皇、女英湘妃竹的传说承受。娥皇、女英投江殉情后,其业绩感动上苍,传说玉帝将二人点化成仙,并封为湘君,令其掌管洞庭水域,她们寓居的小岛被称为君山。舜帝南巡之时,娥皇就现已怀有身孕,到君山后不久便临产,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俊生。俊生长大后,不只长相娟秀,英姿勃发,还文韬武略俱备。娥皇、女英便想为他选择一个好夫人。正好太湖包山上有一个茅山老祖,老祖有个女儿,生得如花似玉,才貌双全,要寻配一个相品的少年令郎。娥皇、女英传闻后便派人到太湖包山求婚。茅山老祖也听闻俊生的才貌,有心想促进婚事,但又想到女儿远嫁,真实不舍,便想要“招赘”俊生上门。湘君听到报答后也很苦恼,心想:自古以来只要女嫁男方,哪有相反从之的呢?再者,两位湘君身旁也只要一子,假如被招赘,往后也无人服侍照看。湘君手下的水神想出一个主见:能够在君山下建筑一条通往包山的地道,并在通道中心修一座富丽的宫庭,让俊生和茅山老祖家小姐成婚住下,两家能够常来常往。茅山老祖也很满足这个办法,所以湘君便指令水族开挖地道,并在通道中心建筑了一座富丽的玉石宫廷。成婚的良辰吉日到了,二湘君便在旗锣鼓伞的簇拥下,鸣炮吹打,把儿子送到玉石宫庭。茅山老祖也带领太湖的水族大众和包山的仙童仙女,张灯结彩,把女儿送到玉石宫庭。在宴席上,湘君和老祖同步入席,彼此道贺。湘君当众宣布把玉石宫庭命名为“洞庭宫”。老祖听后很快乐,说:“为了表明两家亲如一家,就把包山、君山一起改为洞庭山吧。”从此两座“洞庭山”就叫开了,有关两个“洞庭山”的神话传说也一向撒播至今。
包山也的确更早有文字记录在史。依据郦道元《水经注》和张勃《吴地志》记载,包山又叫夫椒山,便是现在姑苏的洞庭西山。而坐落洞庭西山东边,与西山隔太湖相望的胥母山,也就被称为洞庭东山。依据赵世瑜先生的研讨,洞庭东山自东晋南朝以来就有人的活动,受限于东山狭小、不平的地理环境,“真实有较多人迁入是宋代及今后”的工作了。跟着不断有人迁入开发,在明清时期,尽管东山仍是太湖中的岛屿,但东边现已开端呈现大片芦荡。到民国时期,东山现已挨近成为半岛,但仍是与姑苏吴江县的陆地别离。到20世纪50-60时代,东山现已与陆地衔接,东部和南部变成了大片圩田。
阴历六月二十四清晨葑山寺前的猛将会。赵世瑜拍照,社科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由于洞庭东山一带人口增多,村落不断强大,当地逐步呈现了正月和六月二十四“抬猛将”的习俗。关于“猛将”的身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畿辅通志》记载:“刘猛将军,名承中,广东吴川县人,元末官指挥使,江淮蝗旱,督兵逐捕······土人祀之”。《恰痷杂录》则有别的的记载:“宋景定间,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之神”。这儿的刘锜便是南宋初与韩世忠、岳飞齐名的八大名将之一,他终年带兵转战在江淮荆楚之间,“戎麾常至太湖”,所以给东山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将他拜为“猛将”神。除此之外,猛将还有刘锜之弟刘锐,以及刘漫堂、刘宰等不同的说法。以往有研讨以为,东山区域的“抬猛将”习俗是由于洞庭东山从商者许多,经济殷实,因而常常遭到太湖匪徒的袭劫。“猛将会”是抗击湖盗的一种民间组织。他们通过“抬猛将”聚会,将东山人团结起来,用鸣锣的办法传递音讯和报警,抗击湖盗。
但依据赵世瑜先生在洞庭东山的郊野查询,发现当地举办“抬猛将”的典礼背面有更深层面的社会文明原因。刘猛将在文献记载中一般以驱蝗神的身份被人所熟知,他在雍正朝被清官府作为“驱蝗正神”列入祀典。但在刘猛将崇奉盛行区域的江南,他除是水上人崇奉的“南堂大老爷”,在1924年曾经由渔民中的各香会建立香棚进行祭祀的巫神外,他仍是姑苏一带掌管民间祭祀、拜鬼去厄的一方地祇,是为农人崇拜的社神。并且刘猛将的三种神祇身份也并不是一起呈现的,大致是一个从巫神到社神再到驱蝗神的进程。当然,刘猛将在清官府认定为驱蝗神时,其巫神和社神的身份并未消失。赵世瑜先生以为,刘猛将神祇身份的改动其实隐喻了洞庭东山渔民从水上人上岸久居的通过和社会结构改动。这一进程也与叙述江南水乡怎么成陆的前史,也即船上人上岸,或许江南社会构成的新江南史相符合。
水上人的上岸与合伙制社会
古文献记载,太湖湖中岛屿和沿岸居民很早就构成了捕鱼和果树培养相结合的生计形式。赵世瑜先生以为太湖岛上土人栽种果树和捕鱼作业并非彻底分隔的,由于果树培养具有季节性,因而其他时刻以捕鱼为业,捕鱼的办法既有湖上捕捉,也有设架截鱼,因而土人的岸居和船居并不是截然分隔的。
除捕鱼和果树培养,洞庭东西山的船民进行经商的记载也常常见诸古文献。据此,赵世瑜先生以为:至晚到元代,太湖水上人就构成了“并非都以捕鱼或水产饲养为业,也许多从事运输业和商业,其间有些人就因而发家,逐步岸居,乃至读书科举,脱离水上社会”的开展形式。关于为何元末明初水上人岸居成为比较遍及的现象,赵世瑜先生以为或许与明初编户入籍等国家层面的方针有关。
湖沙庙中的神像和先人像。赵世瑜拍照,社科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关于水上人上岸的进程,以往的当地史志、族谱、笔记等当地文献都鲜有记载。究其原因或许与水上人身份一向不高有关。而当地具有文字书写能力并把所写文字传诸后世的人,即便不是士大夫,也通常是当地上有必定位置的人,他们当然不愿意供认自己的先人是水上人的身份。无法有满足的文献来重现水上人上岸进程,成为新江南史研讨的一大窘境。赵世瑜先生凭借口述访谈和郊野查询的办法在这一问题研讨上有了打破。
赵世瑜在《猛将返乡》一书中以为,水上人上岸改动自己身份的办法有两个,那些较早岸居或陆居、通过经商发财致富,乃至读书科举的人能够通过编纂族谱假造先人来历的办法改动身份,比方南宋护驾说;而关于那些上岸较晚,或许一向没有脱离水上生计的人来说,他们通常用发明神秘色彩的故事来保持水上生意的合法性。
姻亲入赘也是脱离水上社会,参加岸上人群的重要办法。赘婿在传统我国礼法社会父系传承形式下,一般不为人所认可。但太湖水上社会的渔民之间由于出产需求,却有婚姻协作的传统。赵世瑜以为:“大船捕鱼时,四船为一带,并排拉网,停船时往往也相连停靠,彼此走动来往,构成共同的水面聚落。这样一种亲密联系,是由出产协作联系构成的,而互为婚姻的联系,又强固了他们的出产协作联系,然后造就了水上人的‘合伙制社会’。”也便是说,在太湖渔民之间是有缔成婚约,彼此之间进行出产协作,而不拘泥于仅在夫家生计的出产、日子传统的。而水上人上岸的进程中,他们把这种“合伙制社会”的形式仿制上岸,因而无论是岸上人仍是上岸人都比较能承受赘婿这种合伙制婚姻办法。
江南社会的结构性嬗变
“离散人群”是移民史研讨中常常用到的概念。在移民研讨中,许多学者以为“离散人群”是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交易人群,比方华裔、9-14世纪的阿拉伯商人、犹太人等。当然,“离散人群”并不必定“指同一族群,而是指构成某一社会网络但在空间上离散的共同体” 。“离散人群”这一概念多被学界研讨全球性交易,特别是海上交易时运用。由于“在全球史的尺度上,海洋将陆地阻隔开来,一起也将文明阻隔开来,商人、传道者等才干成为真实的离散人群。”在移民史研讨中,“离散人群”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即特指“脱离故国或故土的、散居海外的人群”,乃至被推行到“一切失掉故土或跨国界的那些人群”。
在研讨洞庭东山水上人上岸的进程中,赵世瑜先生借用了“离散人群”这一概念,将江南社会前史的结构进程视为一个从“离散社会到整合社会”的结构性嬗变进程。赵世瑜先生看来,江南在地理景观上是由江河湖泊分裂的比较破碎的区域组成的,因而存在商人、水上人这种离散人群;在生计办法上,江南的水上人和传统牧民相同,出产劳动是活动的,他们的迁徙是日常的,以船为家的寓居形式,使水上人没有一个固定土地的家,因而也就没有以家为中心的家园或故土。因而不断“离去”和“散播”的日子状况中,水上人较之移民史研讨中的交易人群愈加离散。地理性的分裂和涣散的日子生计办法,也使得水上人更少地表现出乡土情怀或故园之思。
沙湖村下的船上人家。赵世瑜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发布。
《猛将返乡》一书以为,在江南市镇生成的前期阶段,存在着一个水上人上岸成为圩田聚落居民的进程,然后在一个较大聚落周围,由于商业或许行政要素成为市镇、若干较小聚落成为该市镇乡角的进程。据此,赵世瑜先生以为,江南市镇的构成进程,既是水乡成路的进程,也是一部分水上人变为商人,另一部分水上人变为农人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四处游荡的水上人变成久居的岸上人,原先离散的水上人群通过上岸久居这一进程逐步构成“整合社会”。尽管整合进程不是一个朝夕可成的通过,其间充溢了离散人群与被融入人群之间的张力,但通过长时间充溢才智的抵触、博弈、退让,离散人群和他们的一些文明传统和生计状况不断参加更大规模的地域认同中去,更具包容性和丰厚性的整合社会也就在江南逐步不断构成。
作为江南水乡区域整合性社会中心的上海的构成和兴起,相同昭彰了当地文明多样性的“离散社会”到“文明多样性的统一化”的“整合社会”进程。由于在新江南史视角下:“水上人泊船码头不只衍生出商货聚集的市镇,然后构成港口城市,并且水网中的一个个码头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会聚的空间节点,并衔接起来,为水乡中心区域系的构成奠定了根底。”上海的兴起,世界市场的需求及其更大的内地空间肯定是重要的要素,但其背面是上海作为水乡,其所在的固有码头网络体系的劳绩。
文/陈枫
修改/袁春希
校正/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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